澎湖713的亲历者 (第4/4页)
白照片里眼神倒是有股子明晃晃的锐利。

    “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认识你们的文太爷爷。”胡伯说，“他当时是团级干部，要负责带一批人撤到这边来。”

    “他那时候也不容易。”胡伯慢慢说，“身上有军阶，表面上要服从命令，谁上船谁不上船，他不能说太多。但私底下啊，只要他能帮的，他都会伸手。”

    “怎么帮？”青竹问。

    “比如兵跟学生是分开的。”胡伯比量一下，“我们这些学生被关在一个舱室里，睡的是木板和吊床，晕船的人吐得满地都是。那种味道，唉，你们现在根本想象不到。晚上有人躲在被子里哭，喊mama、喊家乡的地名。”

    他说着，眼睛有点发直，像是又听到了那种闷在铁皮舱里的哭声，“有的兵看了烦，有的官嫌吵，会骂。有一个军官还说，‘不想活就丢下去喂鱼好了’。”

    “可是文团长不会。”胡伯的声音忽然柔和下来，“他晚上自己绕巡的时候，会往我们舱里多看一眼。是谁哭得厉害，他就丢一包饼干进来，假装是‘多发的口粮’。”

    “他还会让炊事班多盛一点汤，偷偷划到我们那边来。有什么旧军衣、毛毯，不够发的，他总是先挤出几件送到学生那边，说‘他们还小，先给他们盖’。”

    青蒹听到这里，眼眶慢慢红了。她从小听父亲讲过太爷爷“人很硬气”，讲他当年打仗、讲他退伍后如何在澎湖开了复印店给学生打作文。却很少听到有人从“被保护的人”的角度，去描摹那个中年团长。

    “那时候啊，”胡伯笑着摇头，“我们这些从北方来的孩子，也不知道他姓文还是姓王，只知道有一个‘说话不凶、发饼干的团长’。船晃得厉害，他在甲板上站得很稳。后来到澎湖，有人被分去金门，有人去马祖，有人留在本岛，我们这些学生被‘集中管理’，一转眼就散了。”

    “后来怎么跟太爷爷又遇到的？”青蒹忍不住问。

    “后来？”胡伯眨眨眼，笑出皱纹，“后来啊，就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。我被分来这边做工，打杂、扛货，当过兵，退伍后没什么技能，会的就是跟船、搬东西。那时候你太爷爷已经退伍，在这条街开了复印店，帮人印资料。”

    他比划了一圈：“那时候澎湖哪有几家复印机？大家要印居民身份证复印、要印表格，都得来他这。结果有一天，我拿着一张皱巴巴的转职申请表来复印，他看了我一眼，说——”

    胡伯学了一下年轻时稳重又带一点北方口音的普通话：“‘你是不是当年那艘船上的学生？’”

    青竹“哇”了一声：“他还认得你喔？！”

    “他记性好。”胡伯笑，“他说，他记得有个瘦得像竹竿的小鬼，晕船晕得整张脸白的，偏偏不肯在别人面前哭。每次都是等大家睡了，躲在角落里抽鼻子。”

    青蒹脑海里迅速补出画面：摇晃的船舱，小小的、瘦得可怜的少年，蜷在铁皮墙角边，握着从家里带出门的半个窝头，眼泪悄悄滴在硬邦邦的面上……而甲板上，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团长，假装路过，背着手，把一小包饼干从半开的门缝里塞进去。

    “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那会儿也不好过。”胡伯叹口气，“部队撤退是很乱的，有谁想当那种‘把一船孩子带走、让他们回不了家’的角色？你太爷爷知道，很多父母会恨他们，可是命令下来了，他们再不愿意，船还是会开。”

    他又喝了一口麦茶，声音压低了一些：“所以啊，他在人事上没得选，只能在人情上多做一点。他常说，‘我们欠这些孩子一个家，能帮就多帮一点’。”

    餐桌边一时间安静下来，只剩蒸笼里残余的热气在空气里打着旋儿。